【母婴新闻】智库解析全球化4.0时代的中国

智库首席专家杨志刚介绍

近日，李克强总理在钓鱼台芳花园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卡尼举行了1+6圆桌对话。以建设开放、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全球经济形势和经济全球化的未来问题。

在古代，人们因贸易往来而有国际化的概念。在中世纪，中国曾经有过与西方贸易的概念，通过出口丝绸和茶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18世纪德国学者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来，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贸易和商业被封锁。为了能够不去管土耳其人，西欧国家探索海洋寻找新的丝绸之路，这被称为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地理发现，也是早期全球化的开始。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以船舶、铁路、汽车、飞机为代表的运输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当时移民容易，移民管理不严格，护照可选。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开始到处都是移民，中国人开始穿西式服装，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做洋钉，去南洋，去西方，去东方。

智囊团认为，无论我们是否处于空之前的全球化进程中，过去的经验都是有启发性的。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为四类:道德问题；收入问题；收敛发散；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全球化的以下四个特征对应这四个问题。

1。没有法治和道德的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律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但是国际市场化不是在法治下进行的，不可能成熟。只要没有世界政府，国际市场就不可能合法化。当立法、司法、执法属于一个家族的时候，只有理想主义者期待公平，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谈论国际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没有法治下的全球政府，所谓的全球治理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正义的治理。

2。无法预测国家盈亏的全球化。很难抽象地谈论全球化的得失条件。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以有得有失。传统中国被全球化打败了，但也从全球化中迅速崛起。大英帝国从全球化中崛起，但也在全球化中衰落。目前，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却呈现出冷全球化的趋势，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了成本。

3。激发追求差异的全球化。【/s2/】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层的，全球化导致的分歧是深层的。追求差异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资本全球化完全没有人性，带来激烈的社会变革，刺激各种意识形态的兴起，必然伴随着社会群体、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过去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内战和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界全球化。毫无疑问，现代的各种国际主义都起源于全球化。但全球化带来了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护照和习俗，人员往来的壁垒，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界，更先进的武器，更强大的国防。过去的全球化，赢家不是国际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

在1.0到3.0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看到了欧美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建立，欧洲防务的统一。是什么刺激了这种新的西欧民族主义？美国、日本、西欧和中东；& middot& middot& middot& middot& middot哪个还在说国际主义？当人们把保卫边境安全的战场延伸到空外滩时，谁能说全球化摧毁了国界？所以我们要反思中国在全球化4.0时代该何去何从。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工业化带动了人口转移和城市化。城市化导致要素集聚，产生规模效应和效率更大的新产业；市场化价格机制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智库余韶认为，全球化扩大了中国经济的供求边界，开放了技术、资源和资本的获取渠道，同时对接了巨大的外部市场，使中国能够充分参与全球分工的价值链并从中受益。

新平庸:重新平衡低增长

以八年前的2008年全球危机为标志，我们已经告别了非凡增长的黄金时代。目前，全球化体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时期，这无疑是中国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的重要机遇之窗。我们上一部专著《危机三部曲:全球经济、金融与地缘政治》出版才三年多，但全球化趋势的演变已经足够辉煌。一方面，我们对旧框架的前景和预测效果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值得研究的领域和热点问题层出不穷。

比如在经济方面，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和能源独立使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然有所缓解，但长期以来增长乏力，进入所谓的新平庸状态；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实际上已经死亡，但各种区域合作(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缩写)、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缩写)、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简称)却在以分化的方式蓬勃发展。金融方面，美日欧一致选择量化宽松，但2016年可能严重分化；在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驾马车(金砖银行等)。)。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局势越来越混乱，伊斯兰国恐怖崛起，俄罗斯日益激进；然而，中国开始积极实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并逐渐进入地理热点。如何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坚实的框架来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制定可行的投资策略，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任务。如何系统地理解这些问题，并以更好的方式向读者呈现这些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成果，一直困扰着我们。

显然，框架和逻辑比想法本身更重要。受八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以三大贸易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为主线，以资源国、消费国和生产国的全球分工为框架，整合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难题。从开放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顶层设计高度，可以识别出三个最重要的宏观金融经济周期:全球化周期(包括国际收支周期和国际投资与货币周期)和国家资产。既有不同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分析对象，又有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们的叠加往往形成最强大的驱动力和影响因素。

所谓全球化周期，是指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基本上是流动分析(投资是股票)，跨越多个经济体，可能是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大类资产)；

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是分析经济体与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产配置和杠杆率变化及其可持续性的存量框架，与债务资产的相对估值和利率的长期走势密切相关；

总需求周期可能是最短的周期，这是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系最密切的宏观变量。毫无疑问，几个超大型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和总需求周期都存在巨大的溢出效应，这是通过全球化周期的连锁反应和相互搅动。

例如，在全球化周期中，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盈余对应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外部净收入的定期改善和过度储蓄的增加。如果总需求在短期内呈上升趋势，这可能是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造成的，而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盈余又开始下降，那么需求形成的资金来源必然主要是通过负债或杠杆的上升，这会导致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可持续性和全球化周期中资本流动的可变性。一旦接近临界点，金融危机可能就在我们面前，但这只是全球化最宏伟图景中的一个破碎的章节。准确地说，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3.0高度发展及其主要矛盾爆发的历史记录。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发现以前的研究可能缺乏对全球化总趋势的系统理解。俗话说，不求永生者，一时还不够；不求大局者，不求域。因此，本文选择全球化4.0作为题目，试图跳出国别和区域研究，以更广阔的视角和更系统的历史框架进行深入探讨。

全球化:从1.0到3.5

自1492年美国地理的伟大发现以来，世界上主要的经济活动领域逐渐联系和加强，全球化由此开始。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一样，全球化的顺利运行有赖于硬件和软件的协调。全球化的出现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因素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外国的日益依赖和各种经济的外部约束。从经济学角度看，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最优配置和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我们划分的全球化1.0到4.0是基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和规则(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权威和约定)。这是软件，解决了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如何切蛋糕的问题。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而升级硬件意味着软件必须调整:听起来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老式故事的全球版，但实际内容更复杂、更精彩。

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领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领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的领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也需要相应的力量。全球化的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变化可以被视为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长期制度循环变化的结果。

在全球化1.0之前，有很多操作系统，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哈里发，世界贡品，印度，印度。但是，当英国人领导全球化2.0时，它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统治了整个国家。其他制度要么被完全删除(美国)，要么被殖民化格式化，也就是以西方方式现代化。其实政教合一并不是伊斯兰教独有的，也出现过很多君主、他的亲属、他的老师融为一体的文明。甚至战斗性也不一定是排他性的，基督教十字军一直战斗到全球化2.0世界大战结束。其他文明体系被迫寻找现代性，它们越不成功(按西方标准)，就可能越动荡。

但即便是风靡全球的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是漏洞百出，全球危机和世界大战的不断到来就证明了这一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欧盟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升级方式，转移一些国家的主权进行经济、货币和外交一体化的实验，但现在面临困难。当旧软件无法适应硬件开发总量或结构需求的变化时，领导会先对软件进行补丁，尽量维持旧规则。但由于各种过渡版本的软件核心没有发生变化，必然会经历全面升级，升级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比如全球化1.5版虽然东方朝贡体系和西方殖民体系(包括伊斯兰哈里发、印度和印加)同时存在，但是工业革命的爆发最终把历史的天平转向了后者，然后全球化进入了2.0体系，也就是英国主导的海洋帝国殖民时代。比如一战后的全球化2.5体系，虽然恢复了2.0体系中的基本金本位，但由此引发的货币战争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世界市场体系崩溃，民族主义国家再次抱团杀人。二战后，全球化3.0开始缓慢。另一个例子是八年前的2008年全球危机。虽然这只是全球化体系在金融和经济领域演变的一个特殊样本，但意义重大: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存在固有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和投资失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未来从全球化3.0升级到全球化4.0的过程虽然复杂，但趋势难以逆转，这也是目前世界陷入垃圾时间和僵持3.5状态的原因。

真实的历史远胜于任何小说。虽然经济实力的变化，尤其是各主体的相对经济实力是全球化规则变化的主要因素，但实际的催化作用差异很大。对全球经济的大蛋糕来说，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战争冲突是除法。每个时期的主导因素都不一样。通过工业革命获得的先发优势是英国能够主导全球化2.0的重要原因之一；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打击和冷战的铁幕，使美国的全球化得以全面打响。有趣的是，我们之前定义的三大失衡，即中英失衡、欧美失衡、亚美失衡，都是全球化各个阶段突变或转折的重要事件:中英失衡和鸦片战争代表着东西方主导力量的转移，欧美失衡背后是全球化从2.0升级到3.0的洪流，中美第三次失衡引发的全球危机标志着传统美国全球化的终结，这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时刻。

目前，上一轮全球化的红利已经基本分配完毕，但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和体制框架尚未建立。尽管各方都在官方条款声明中宣布坚持完善世贸组织规则，推动新一轮多边谈判，但他们私下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从而形成了新一轮监管和立法主导的角力和竞争。结果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这一转型阶段有关各方的特殊焦虑，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的暗淡和不明朗形式。

世界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多极化趋势全面深入推进。大国关系的重建是复杂的，国际矛盾和斗争的暗流涌动，国际秩序的重建不等人。然而，全球领土和规则的重组过程非常复杂，新旧力量之间的权衡往往导致冲突。任何在位者都会不遗余力地延长其统治时间，所以我们将见证(美国)帝国反击中惊心动魄的tpp、加息和军事投射。但是旧秩序的破坏和停滞往往导致制度运行的碎片化，导致地区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兴起，甚至出现反全球化的倾向。两次世界大战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之一。让人惭愧的是，战争其实是全球化最激烈的形式之一。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几千万人使用各种武器和技术，在海、陆、沙漠中相互作战。现在全球化的三大断裂带，中东，欧俄边境，西太平洋，都充满了地理风险和不确定性。

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返世界之巅[/s2/]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笑话，挺励志的。一百多年前，安徽人李鸿章到英国买船买炮，向列强借钱。一百年后，同样来自安徽的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推动中国的高铁和核电，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离岸中心建设。有传言称，2015年10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英成果报告由卡梅伦海军完成并上报给了拉斐特(英国女王)，外国人想为我们修铁路& hellip& hellip这两个多贾可谓沧桑，攻守位易。过去的170年(1840-2010)，从全球化1.0到中国在海洋时代的撤退，到英国领导的全球化2.0，到美国领导的全球化3.0，再到现在全球化4.0的新阶段，中国正在一步步回归世界之巅。

李鸿章会见英国女王(水彩画)

为什么古人扫天下不扫一室，我们以为不认识世界，却不认识中国。如果有一面镜子，你看到的是全球化，你看到的是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模式，相互镜像，相互影响。早在前全球化时代，中国就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区域秩序，认为这是一种普世价值，不分国界、国家、信仰，无论是全世界之下的国王之地，还是土地海岸上的国王大臣。从皇帝和中国首都的起源来看，这种影响已经辐射到最遥远的蛮夷，相信其他社会可以通过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来归化，从而达到同一个世界。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近代，然后在路径和规则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全球化1.0时代，中国的王师舰队骤然退出，闭关锁国，到全球化2.0时代，衡量中国的物质资源，被大大分流和边缘化，再到全球化3.0，中国倾尽全力加入世界工厂，以巨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积累。1978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了回归世界的旅程。许多人把它的显著成就归功于改革。其实作者认为开放可能更重要。当然，两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改革是市场化的，开放是更广更高层次的市场化，也就是全球化，最高层次的市场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对内开放，这无疑是中国成功的必要条件。目前，中国离世界舞台中心如此之近，特色大国外交密集深入，对外关系建设纵横捭阖，全球战略思维不断创新。

2015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一带一路计划。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交战略的基本态度从低调到努力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引领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的开放和包容，正是为了借鉴旧秩序的经验教训。全球化4.0并不是要创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相反，它只是想改善全球化3.0的缺陷，即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演进，因为单个国家是主导、富裕和任性的，有权任性。这也是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展示和灵感的闪现。在全球化4.0时代，中国需要重新修正其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外汇利益交换模式、可行的战略、适当的贡献和吸引人的想法。

在全球化4.0的升级版本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全新的外汇利益交换模式和战略，以通过贸易深化跨境经济联系，投资和出口生产能力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在保持原有大循环，即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三个世界传统格局的同时，中国可以千方百计布局一个小循环: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家——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从而突破原有三个世界和g2的僵化格局，打破中国制造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

对于中国这个新的大国来说，和一个大国打一场比赛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挑战。目前，世界仍然局限于多元文化冲突的权利竞争和关于各种异质文明的差异和利弊的辩论。我们的研究致力于更全面的世界观和历史进化论。虽然只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或思维，会显得浅薄而感性，但会给激动人心而支离破碎的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必然性是偶然存在的，在混沌中变得清晰。全球化的高潮和低谷也是人类文明的起伏。原教旨主义市场主义者提供的坐标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基本结束。直接使用的话，可能会陷入先去自己的宫殿再去练功的尴尬境地，即使去了自己的宫殿也不一定能成功。事实上，他们所习惯的美元或美国的秩序感，是金本位制在近代历史进程中破产以来最具生产力、最混乱的世界经济秩序安排。恐怕它不完全适合一个庞大的、有竞争力的、转型的和最古老的经济体。

更有趣的可能是中国应该如何与世界沟通。例如，面对中国没有加入tpp，中国许多人表达了从失落到怨恨的各种负面情绪和解释。然而，美国执政党和反对党之前对一带一路和AIIB的猜测并没有反映出美国的焦虑。基辛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东方占优的阴习惯是长期规划，而西方占优的阳往往走直线，所以东方把西方的阳当成阴，也就是某种形式的阴谋论，比如tpp，比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而西方把东方的阴看成阳，意味着挑衅和攻击，比如人民币8.11汇率改革，比如南海填海造岛和修岛。真的是这样吗？低调隐藏不是光荣的孤立，而是全球化3.0下发财的原始积累。一带一路不是门罗主义，而是全球化4.0下的包容性整合与互联。归根结底，世界秩序永远是新一代全球化理念和魅力的大竞争。东西方能否找到合适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以免阻碍沟通，形成战略误判，最终导致全球化停滞甚至逆转？

智库认为，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行星化。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差异。自由化经常被经济学家使用，而一般化则更多被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具体的价值观:更全球化的世界在于文化同质化。星化涉及新闻传播和文化安全。

为了经济利益，人们从广阔、分散和自给自足的村庄搬到了城市。他们密集地生活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赖，但只有斤斤计较，相互竞争，相互竞争，才能生存。城市里的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每个人都在骨子里寻找着不一样的东西。只有差异才能在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

残酷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村民成为缺乏道德感和正义感的人。他们崇拜一切资本带来的文明，或者干脆崇拜资本本身。人们自然忘记了阿富汗穷人的生活和世贸中心的生活是平等的。他们将点燃蜡烛，向纽约2000多个文明的生命致敬，但绝不会期望为4000多名残暴的阿富汗烈士烧香。

人类可以公开宣称自私和弱肉强食是他们的天性，可以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人类不得不用钢铁做的防盗门代替分隔家庭的栅栏，用全副武装的警察代替调解邻里纠纷的长辈。当贫穷而辽阔的地球村变成繁荣而狭小的全球城市，其国家利益自然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武力自然成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当国际化开始指这样一个过程时，今天的全球化被用来区分一系列趋势，其中许多趋势在二战后变得尤为突出。全球化支持者的各种组织认为许多趋势是积极的。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和其他方面积极推动全球化。例如，有一种经济理论认为，比较优势使自由贸易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对贸易双方都有利。

当今弱势民族语言面临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的冲击，其社会使用功能有逐渐弱化或消失的危险；因此，相关机构和语言学家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拯救濒危的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