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婴新闻】梁建章：不会有少而精的人口红利

事实上，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的平均智商和勤奋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家庭缺少孩子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全世界的损失。而且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远低于西方国家，贫困家庭生育多是好事。

一两个人口红利和经济发展

2019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认为要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不仅要提高储蓄率，还要增加人力资本，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归根结底，提高人力资本要靠教育。

针对这一观点，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发表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文，强调国民经济是在供求同步作用下增长的。没有人的需求，根本就不需要生产和供应。文章问，随着人口减少，人类的需求也随之减少。那么，谁来消费和享受优质劳动力和机器人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呢？

显然，蔡芳关注的是经济周期的供给方面，而周天勇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需求方面。虽然供给和需求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但与供给相比，需求是更基本的动力。因此，我们认为超低生育率对经济的更大危害是需求规模和多样性的下降，而不是资本和劳动力的短缺。这与周天勇教授不谋而合。

在中国经济学中，蔡芳是国外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输入者。根据这一理论，随着生育率和抚养比的降低，更大比例的产出可以用来积累，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促进经济增长，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要获得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前提是人们增加储蓄，以应对养老，保证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供给。

这些理论受到人口控制论的青睐。在他们看来，降低生育率可以带来第一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低生育率的老龄化可以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按照这个逻辑，低生育率永远是好事。

但实际上，低生育率只是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少生孩子短期内可以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来看会增加抚养比，降低人均收入。而且由于规模效应的减弱，扣除技术进步、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的减少会大于前期的增加。

所以，通过降低生育率来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不过是量入为出，更何况之前的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劳动人口的前提。纵观历史，经济增长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是在人口剧增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普遍放缓。

第二个人口红利更像是老龄化危机下的自我安慰。按照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思路，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仍然强调资本积累。但在人口老龄化和萎缩的前景下，经济的短板是需求萎缩和创新不足，而不是资金短缺。即使储蓄率很高，需求和创新的低迷也会导致投资收益和资质价格的下降。欧洲和日本已经经历了负利率，而中国产能过剩，投资边际回报率下降。如果说第一次人口红利勉强能表达入不敷出带来的短期利益，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更像是在消渴欲望中想象出来的一颗不必要的核桃。

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人口结构的转变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蔡芳没有过多谈论储蓄率，而是专注于促进教育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但教育的改善不能归因于人口结构的转型，把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归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不合适的。不管它的断言是否正确，人口红利在形式上来源于人口转变。第一次来自生育率下降，第二次来自老龄化。但没有老龄化，教育水平也会提高，甚至更快。

那么，低生育率是否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呢？如果孩子太多，建不了学校，这个说法可能成立。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解雇了大量的中小学，其中之一就是学龄儿童在减少。从1998年到2018年，全国小学生人数从1.39亿下降到1.03亿。同期，农村小学数量从61万所急剧下降到16万所，城市小学数量从3.3万所下降到2.8万所。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人口快速增长的一线城市。1998年至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从1246万人增加到2154万人，但小学数量从2511所减少到970所。事实上，中国大城市的学龄儿童比例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所以这些城市教育资源的短缺不是因为孩子太多，而是因为公共教育投资不匹配。

那么生源和学校的减少是否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后留下的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其实只是广大人口留下的遗产。这种基于遗产的优化是被动的，不可持续的。加大投入优化教育资源更为合理。学校质量的关键在于师资和财力。假设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有两所一流的中学。这个城市的人口降到50万后，最好的中学的师资和财力大多不如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最好的两所学校的平均水平。

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梁建章亲自向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询问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贝克尔首先问中国，建学校晚不晚。当他得知中国实际上正在关闭学校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应该停止。他的理由是，人只要有培养人才的能力就不应该减少，因为人是所有国家最宝贵的，尤其是受教育的人口。

那么，低生育率是否有助于大学教育的普及呢？其实后者主要是一种政策选择。如图1所示，从1990年以来，中国大学的招生人数稳步增长，但直到2000年，中国大学的年招生人数仍低于印度。从1998年到2008年，虽然全国高考人数从1910万增加到2806万，但大学生人数从108万增加到599万，升学率从5.7%飙升到21.3%。1998年11月，当时的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向中央建议大学扩招一倍，列举的5个理由之一是缓解就业压力。甚至可以理解为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短期就业压力，可能部分促成了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

图1历年大学入学率和适龄人口

注:适龄人口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计的18岁人口

第三，人力资本质量与数量的关系

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人口不仅是需求方的消费者，也是供给方的人力资本。虽然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但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效率和发展水平的关键。人力资本可以用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但在长期的生育限制氛围下，很多人只注重质量，而忽略了数量的基本意义。比如针对未来人口急剧萎缩，人们往往会回应说质量比数量重要，那么数量减少又有什么错呢？言下之意是，只要有质量，就没必要在意数量，甚至认为质量和数量冲突。

但质与量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一个群体的实力取决于质和量。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本与数量成正比，由于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的比例关系，即数量翻倍，整体实力翻倍。所以人口减少不代表质量提高，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数量的萎缩是对整体人力资本的双重打击，不仅减少了个体数量，也降低了个体的平均素质。

在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中，少数优秀人才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可或缺的。这其实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分布的，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乔布斯和任会是哪个孩子。上帝给了每个人一张能力的彩票。彩票是否印有天才取决于运气，而良好的教育是兑现彩票的能力。所以最终涌现出多少人才，取决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规模。

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体现在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上。人口多的地方，推广效率通常更高。通过对中科院院士出生地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即使扣除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密度较高的省份院士比例也较大。原因可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教育效率更高，竞争更激烈，有助于激发人的潜能。

美国是目前整体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美国人口一直比中国少，但长期以来，其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一直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长期主导中国的重要基础。但这种情况近年来开始逆转；从研究人员数量来看，2000年中国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现在已经超过美国，20年后还会超过美国。得益于庞大的人才规模，中国在高铁、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但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融合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招募精英的能力所抵消。200年来，中国人口只增长了三倍多，而美国人口却增长了三十多倍。特别是中国人口将很快进入负增长，迅速萎缩，而美国人口有望继续增长。即使不考虑吸引美国移民的优势，中美生育率的差异也会使中国对美国的人口优势每一代减少40%。如果中国不能大幅度提高生育率，经过两三代以后，中国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中国将完全失去对美国的人口优势。

4.家庭少生孩子是否有利于孩子成才？

重和轻在育儿观念上也是存在的。在长期独生子女的影响下，生一个孩子成了很多家庭的默认选择，少生孩子的重症监护几乎成了共识。然而，独生子女地位对儿童的长期影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有些人认为独生子女可以得到更多的关心和投入，从而获得更好的成绩。但也有人认为独生子女缺乏兄弟姐妹间的互动，更容易被长辈宠坏，因此相对孤僻、任性、敏感，缺乏努力、冒险、团队精神。

当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家庭的希望和投入会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不在起跑线上输会成为默认心理。但如果大家都提前抢断冲刺，只会增加个人压力，对整体不好。如果每个家庭平均有两三个孩子，人们可能不会那么焦虑，育儿方式可能会更从容，孩子的后劲可能会更大。

从社会角度来看，一个孩子对人力资本的平均贡献不会大于很多孩子。从家庭内部来说，独生子女的分数，即使比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平均分数高，也会比多子女家庭中分数最好的孩子低。为了验证上述判断，我们用智商测试结果来代表自己的成绩，根据家庭成员之间的智商相关性来比较一个孩子和多个孩子的智商差异。

在共同生活的条件下，父母与子女的智商相关系数为0.42，而兄弟姐妹的相关系数为0.47(kaufman，2009)。基于此，我们可以把一个孩子智商高的家庭和一个孩子智商中上的家庭进行比较。在这里，高智商家庭意味着父母的智商在人群中处于1%的最高水平，而中高智商家庭意味着父母的智商在人群中处于19%的水平。假设一个孩子出生在高智商家庭，三个孩子出生在中上智商家庭，假设家庭成员的智商呈多元正态分布，那么高智商家庭的独生子的智商低于中上智商家庭的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那个。换句话说，为了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少而精的育儿方法并不能抵消数量优势。多一个孩子，多一个希望。

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间的互动，父母育儿经验的积累，这里不考虑。本文作者之一黄在哈佛任教时有一个同事叫蔡天喜。生于1977年，22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当时哈佛最年轻的教授。她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小镇，是父母五兄弟中最小的孩子。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中有五个拿到了博士学位，一个拿到了硕士学位。他的父亲蔡，被认为是一位有才华的魔术师。他曾把自己抚养孩子的经历写成《我的职业是父亲》。如果是20年后，蔡小耀最多只能养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他的为人父经历用处不大。

第五，你不应该担心贫困家庭有更多的学生

有人认为这会使贫困家庭多生孩子，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这种观点很难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事实上，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的平均智商和勤奋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家庭缺少孩子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全世界的损失。而且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远低于西方国家，贫困家庭生育多是好事。再说了，只要机会公平，出身不好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可能也不小。像伽利略、牛顿、瓦特等划时代的人物，都是出身贫寒；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如林肯、富兰克林，也是出身贫寒，尤其是发明避雷针、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富兰克林，是他父亲的第17个孩子。

中国现在的城市居民，无论受教育程度多高，社会地位多高，都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几代人。因为只有富家子弟早年才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所以近代中国很少有杰出的科学家出身贫寒。但是新中国教育的普及改变了这一点，出现了大量来自贫困家庭的人才。

宇航员的选拔是万里挑一的，对身体、智力、知识、性格的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我们分析了进入空.太原的10名中国宇航员的起源除了杨利伟和刘洋分别来自普通教师家庭和工人家庭外，其余八人都是农民家庭，有一半来自贫困家庭。聂海胜在8兄弟姐妹中排名第六。父亲去世后，母亲靠干农活抚养孩子。翟志刚是六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他妈妈卖炒瓜子给他读完小学初中。刘伯明在六兄弟姐妹中排名第二。小时候，他把猪放在草地上，暑假在砖厂打工。在景海鹏的记忆里，我小时候从来不在家吃东西；除了为制作团队工作之外，父母还绑扫帚赚钱，以防止家人挨饿。

这些家庭很穷。他们努力抚养孩子，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宇航员。这些杰出的宇航员不仅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给家庭带来了荣耀和利益。

正是千千勤劳、普通甚至贫困的家庭支撑着中国社会，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真的会迎头赶上，甚至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说，新加坡人只是福建、广东文盲农民的后代，而中国有一些是留在中原的达官贵人、学者的后代。作为世界上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李光耀对中国的人口素质充满信心。他曾经领导的新加坡，由无数贫农后裔组成，现在已经进入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口素质位居世界前列。

第六，应对超低生育率危机是当务之急

蔡芳在文章中提到，工人技能和企业家能力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取决于教育的发展。这当然是事实，但目前我国高校招生比例已经超过适龄人口的一半，进一步提高的潜力有限。免费义务教育虽然只有九年，但是中国家庭在基础教育上投入的精力和费用，让中国在整个教育上投入了很多；中国从事补习教育的上市公司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我们看来，中国教育更大的问题是应试教育的负担和低效让父母筋疲力尽。为此，我们提出取消中考，合并初中和高中，将小学到高中的12年减为10年；同时将义务教育延长至10年，普及高中教育。目前三年级和三年级主要用于复习考试。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把中等教育缩短两年，并不会影响学习过程，反而会提高效率。女生19-20岁毕业，22-23岁硕士毕业，会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更好的平衡事业和家庭。

蔡芳建议将义务教育扩大到学前教育。我们非常同意，以前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03岁儿童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50%。如果政府带头建设大量的托儿中心，住在当地的父母可以免费送孩子去托儿所，那就大大减轻了抚养家庭的负担。

然而，蔡芳在文章中提到的目标是在政策的前提下，使生育子女的数量尽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愿。在这里，蔡芳没有说限制生育政策有什么问题，他对人口状况过于乐观。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理想子女和计划子女平均数量分别为1.96和1.75。生育意愿远高于此的韩国，目前实际生育率不足1.0。为什么认为无痛政策可以让中国生育率接近意愿？此外，为了保持国家的可持续再生产，生育率必须达到至少2.1的更替水平，而不是蔡芳之前毫无根据的1.8。

总之，中国面临的问题远比教育的改善严重。要提高生育率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一直建议通过降低高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和直接向低收入家庭发放儿童保育补贴来减轻抚养家庭的负担。

随着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积累的释放，育龄人口急剧萎缩，生育率持续下降，我国出生人口面临快速收缩。中国庞大的人口是竞争对手推崇的礼物，但这种宝贵的优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减弱。虽然教育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城市化使中国经济依然上升了0/123650/123840/124240，但这些效应与人口规模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如果人口规模不减少，这些影响只会变得更强。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绝不是淡化超低生育率危机的理由。